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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君 康 书 画 作 品 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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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君康,号半坡山人。陕西永寿县人。中国楹联学会会员、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会员、秘鲁书法家协会顾问、世侨书画院秘鲁创作院顾问、比利时世界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顾问。职业书画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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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画家的学养与人品说  

2013-09-25 21:36:02|  分类: 古往今来翰墨风流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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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作者:  籍忠亮   来源: 籍忠亮艺术馆   

       中国画家非常强调艺术反映生活的主观作用,因此艺术作品不仅反映了画家的技巧,更包含着他的学养、人格和其他方面。中国画论常把画家修养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论述,并把它作为评画的依据。修养包括画家的文化修养、艺术传统修养和生活修养三个方面的内容。
       先说文化修养。艺术要反映广阔的生活,就必须要知识广博、胸襟开阔,才能创作出优秀艺术品。清代唐岱说得更具体,他说:“画学高深广大,变化幽微,天时、人事、地理、物态,无不备焉。‥…胸中具上下千古之思,腕下具纵横万里之势,立身画外,存心画中,泼墨挥毫,皆成天趣。”(《绘事发微》)可见文化修养是决定一个画家成就大小的重要因素。
       中国画家尤其重视文学修养。宋代邓椿在《画继》里说过一句话:“画者,文之极也。”即画是文的最高表现。他认为画家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学修养,作画才能“挥染超拨”,论画才能“品评精高”。中国历史上许多画家如王维﹑苏轼米芾,都有很高的文学造诣;而许多文人如杜甫﹑欧阳修﹑沈括﹑黄庭坚等,虽不作画,却都是卓越的品评家,对绘画常有高明的见解。所以邓椿从这种历史现象中悟出一个道理:“然则画者,岂独艺之云乎?”他认为绘画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,这个见解是深刻的。据《山谷集》载,黄庭坚曾在赵令穰画竹上题过这样的话:“若更屏(摒)声色裘马,使胸中有数百卷,便当不愧文与可矣。”赵令穰是宋朝宗室,奢靡的贵族生活和少读书,影响了他绘画艺术的提高。所以黄庭坚说他是如果胸中有更多的文墨。画竹就可以达到文同的水品。这个例子在画坛上为人们所熟知,说明绘画的确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。

       此外,中国画追求诗情画意,借鉴比兴手法,后来诗文题跋成为画面上有机组成部份,如果没有诗的修养是不能胜任的。中国画有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,它是古代绘画大师们艺术实践的结晶,作为一个中国画家,必须“句诂字训,朝览夕诵”,才能“聪明日生,笔墨日灵”。(《绘事发微》)

       其次是艺术传统修养。文化是有继承性的,后人的成就总在是前辈的积累上获得的,绘画也不例外。古人说:“学不师古,如夜行无烛。”认真继成遗产是中国画家的必修功课。一般认为“师古人”有两种方法:一是看,二是临摹。看画,也叫读画,是解决眼的问题,即提高对绘画的鉴赏能力,眼高才能手高。所以赵希鹄认为“饱览天下奇迹,方可下手”。但是绘画毕是一钟技术性很强的艺术,光眼高是不行的,只有通过临摹,掌握前人种种表现技巧,才能得心应手,运用自如。这就是通常说的“传统功力”。一个中国画家必须要具有深厚的传统功力,才能按主观的意愿准确地表现客观物象的外形和特质。

       中国画家对学习传统有许多宝贵经验,其中有两点特别重要:一曰“师心不师迹;二曰“师学舍短”。

 所谓“师心不师迹”,是说学古人要学他艺术上精神本质的东西,如立意造型的匠心、驾驭笔墨的技巧等,而不是依样葫芦,亦步亦趋。为此,石涛曾大声疾呼:“师古人之面,而不师古人之心,宜其不能出一头地也,冤哉!”又据《板桥题画》载:“郑所南、陈白古两先生善画兰竹,燮(郑板桥)未尝学之。徐文长、高且园两先生不甚画兰竹,而燮时时学之弗辍,盖师其意不在迹象间也。文长、且园才横而气豪,而燮亦有倔强不驯之气,所以不谋而合。彼陈郑二公,仙肌仙骨,藐姑冰雪,燮何足以学之哉!”学兰竹不向善画兰竹的人学,偏向不甚画兰竹的人学,看起来好像是怪事,其实这是遵循“师心不师迹”的原则,选择气质、风格与已相近的人学,这正是郑燮高明之处。
    “试学舍短”是宋代刘道醇提出来的,他主张从师学习要取其所长,弃其所短。清代郑燮进一步提出,即使对教师的优点,也要“学一半,撇一半”。这是因为一个有创造性的画家,总是根据自己特殊气质去吸取养料的,如果百分百地学习别人,自己的艺术个性也就泯灭了。
       总之,学习艺术传统只是一种手段,不是目的。具有传统功力只是“借古以开今”, 即借鉴传统表现方法,“以写天地万物而陶咏乎我”。(石涛语)

中国画家的学养与人品说 - 安君康画家 - 安 君 康 书 画 作 品 展
四君子   中国画    陕西   安君康  作   已收藏
 
        再次是生活修养。生活是艺术的源泉,中国画家历来重视生活修养。邓椿《画继》载:宋朝宗室赵大年是个山水画家,“每出一图,必出新意。人或戏之曰:‘此必朝陵一番回矣。’盖讥其不能远适,所见止京洛间景,不出五百里内故也。” 可见生活局限也给赵大年带来艺术上的局限。所以赵希鹄的“车辙马迹半天下”,董其昌的“行万里路”,都是要求画家必须具在广阔的生活基础。然而,对一个画家来说,生活不仅要广,更重要的是深;不是浮光掠影、走马看花,而是苦苦追求、探微钩沉。对此,山水画大师黄宾虹曾说:“吾人惟有看山入骨髓,才能写山之真,心手相印,益臻化境。”对社会生活的其方面也是如此,只有把它认识得深入骨髓,才能创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。

        除了功力、学养、生活等方面的修养之外,中国传统画论还十分注重画家的“人品”修养。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一篇《画记》,其中赞扬一个张氏子的艺术,认为他的绘画艺术高超绝伦,主要原因是“得天之和、心之术,积为行,发为艺。”即是说他的笔下的艺术形象,是由其天赋、道德、品行熔铸而成的。这大概是最早的认为绘画创作与画家人品有关的见解。它是“文以载道”思想在绘画领域里的反映,这种“人品伦”的修养观点,在中国画史上流传甚广。元代杨维祯说:“画品优劣,关于人品之高下。”(《图绘宝鉴序》)明代文徵明说:“人品不高,用墨无法。”清代王昱说得更具体:“学画者,先贵立品。立品之人,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;否则画虽可观,却有一种不正之气,隐跃毫端。文如其人,画亦有然。”(《东庄论画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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